里間窯洞靜得能聽見門外棗樹葉子的輕微摩擦聲。武惠良看著王滿銀,等待著他的答案。
王滿銀深吸了一口氣,手指在那疊記錄紙上輕輕敲了敲,仿佛下定了決心。
“武科長,”王滿銀的聲音壓得更低了,帶著一種與他平日形象不符的鄭重,“咱莊稼人,不懂那么多大道理。可咱知道,人要往上走,得有梯子。少安是個靈性人,干一行成一行,有股鉆研勁,是塊好料,埋沒在土里,可惜了了。”
他抬起眼,目光灼灼地看著武惠良:“我聽說,如今上頭有了新精神,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、農民里頭選拔學生,去上大學?叫……‘工農兵大學生’?”
1968年7月21日,“最高”批示“大學還是要辦的……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”,這段批語被稱作“七·二一指示”。
1970年6月27日,國家批準了《關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(試點)的請示報告》,決定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,由此拉開了工農兵上大學的帷幕。
招生辦法,實行群眾推薦、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。
招生對象為政治思想好、身體健康,年齡在20歲左右,有相當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、貧下中農、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干部,以及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。
學制暫為2至3年。學習任務是上大學、管大學,用最高思想改造大學。
1970年至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,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的,國家承認其學歷為大學普通班畢業;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則為專科畢業。
武惠良眼中閃過一絲極快的驚詫,他重新打量了一下王滿銀。這個政策年中才在少數幾個頂尖大學試點,陜西也只有省城工業大學和農業大學有招生名額。
消息并未廣泛傳開,尤其在這黃土高原的縣城里,一個農民竟然能知道,并且瞬間想到這條路徑,這份敏銳和見識,讓他不得不收起最后一絲輕視。
“是有這個說法。”武惠良謹慎地點了點頭,沒有深入。
王滿銀往前湊了湊,身體幾乎要碰到小桌:“武科長,您是能人,門路廣。我就想,能不能……讓少安也去走這個推薦?他政治清白,根正苗紅,是正經的貧農后代。這次搞蚯蚓養殖,也算是在農業技術上做出了成績,有實踐,有成果,夠不夠得上‘表現特別突出’?他年紀也正好,文化程度……他的學業己達到,還自學了部分高中知識,腦子活泛,不比那些初中生差!”
武惠良沒有立刻回答,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劃拉著。他沉吟了片刻,才緩緩開口:“滿銀同志,你這個想法……很大膽。這個政策剛開頭,名額金貴得很,一個地區也分不到幾個,盯著的人太多了。
少安同志的情況,農民身份是符合,但文化底子和競爭激烈程度……”他搖了搖頭,沒再說下去,但意思很明顯——難,非常難。
王滿銀似乎早就料到他會這么說,他不慌不忙地從那個舊帆布包里,又掏出一張折疊得整整齊齊的報紙,小心翼翼地展開,推到了武惠良面前。那是幾個月前的《省城日報》。
“武科長,您看看這個。”王滿銀指著第二版上一篇篇幅不小的通訊,標題是《棉區的一面紅旗——記XX公社科學植棉先進事跡》。
“這篇報道,我們研究過很多遍。”王滿銀的聲音帶著一種引導的意味,“您看,他們也是基層搞出了成績,上了省報,這一下子,名氣就打響了,成了典型。我們原先也琢磨著,等蚯蚓養殖的數據再扎實點,就仿著這個路子,給省報,甚至……給《國家日報》寫一篇通訊,題目我都想好了,就叫《黃土高原的創新實踐——記雙水村蚯蚓養殖促生豬增產》,把少安和正民的名字,還有咱雙水村,都寫進去。”
武惠良的目光掃過那篇報道,瞳孔微微收縮。他完全明白王滿銀的潛臺詞——如果地區局這邊“不講規矩”,硬搶功勞,那么王滿銀他們就敢把這事捅到更高層面的媒體上去。
到那時候,輿論關注之下,誰最先搞出這項技術,可就瞞不住了。而如果地區局這邊“懂事”,幫助孫少安爭取到了這個上大學的機會,那么,這項技術的“發現權”和“推廣功”,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歸功于地區農業局的“正確領導和大力支持”,他武惠良作為具體負責人,自然是首功一件。那篇可能出現的轟動報道,也將成為他仕途上最亮眼的一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