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新“家”,是一個由集裝箱改造而成的獨立房間,孤零零地坐落在基地后勤區域最偏僻的角落。這里遠離喧囂的訓練場和指揮中心,只有風吹過鐵皮時發出的嗚咽聲,以及遠處偶爾傳來的槍聲,提醒我仍身處戰亂之地。
房間不大,僅能容下一張行軍床、一張斑駁的木桌和一把搖搖欲墜的椅子——這就是我全部的家當。窗戶早已被粗重的鐵條封死,陽光只能從縫隙中勉強擠進來,在地面投下幾道慘白的光斑。門口二十四小時站著兩名荷槍實彈的士兵,他們從不與我說話,甚至連眼神都吝于給予,只是用冰冷、警惕的目光,日復一日地執行著奧馬爾將軍的命令。
我不是顧問,更不是客人。
我是一個戴著鐐銬的賬房。
每天清晨六點整,鐵門會被準時拉開一條縫,一份簡單的早餐——一碗溫吞的玉米糊和一塊干硬的面包——會被推入房間。緊接著,兩大箱沉重的、散發著霉味與塵土氣息的賬本會被粗暴地扔進來,砸在地板上發出沉悶的響聲。我的任務,就是審計它們。
這些賬本,是我此生見過最混亂、最原始的記錄。手寫的條目字跡潦草得幾乎無法辨認,數字模糊不清,印章褪色或重疊,甚至有些簽名干脆是用血指印代替的。它們記錄著奧馬爾這支私人武裝的一切開銷:從一顆子彈的采購價格,到一袋面粉的入庫時間;從一名普通士兵的軍餉發放,到一輛皮卡的維修費用明細。沒有分類,沒有編號,更沒有邏輯可言。
這是奧馬爾給我的第一個,也是唯一一個考驗。他想看看,我這個滿嘴“成本”“利潤”“現金流”的華夏人,究竟能不能從這堆垃圾里,翻出點真金白銀來。
我沒有選擇。拒絕,意味著死亡;失敗,同樣意味著死亡。
最初的幾天,我幾乎被絕望吞噬。這些賬目就像一團被野狗撕咬過的毛線,無數支出找不到對應的入庫憑證,大量物資消耗更是無從查證。我試圖逐筆核對,卻很快發現,這無異于在沙漠里尋找一粒特定的沙子。我像一個溺水者,在毫無邏輯的數字海洋中掙扎,四周沒有礁石,沒有浮木,只有無盡的混沌。
門口那兩名士兵,如同兩尊沉默的死神,他們的存在時刻提醒我:我的生命價值,完全取決于這些賬本能否被“理清”。
直到第三天夜里,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。閉上眼,我不再盯著那些雜亂的阿拉伯數字,而是讓思緒回到曾經熟悉的戰場——金融市場。
在那里,再混亂的盤面,也有其內在邏輯。資金的流入流出,多空力量的博弈,總會在K線圖上留下痕跡。而眼前這堆賬本,不正是奧馬爾這支軍隊的“資金流向圖”嗎?
我改變了策略。我不再試圖理清每一筆爛賬——那是神仙也完不成的任務。我轉而從宏觀入手,只聚焦兩個最核心的數據:“總支出”與“戰略物資庫存”。
前者,是現金流;后者,是生存的根基。
我將所有涉及燃油、彈藥、糧食、藥品這四大戰略物資的條目,全部單獨摘抄出來,用最原始的方式,在紙上制作獨立報表。沒有電腦,沒有軟件,我只能用鉛筆在泛黃的紙上畫出坐標系:橫軸是時間,縱軸是數量。每一天,我都在上面描繪兩條曲線——一條代表支出,一條代表庫存。
枯燥、重復、近乎自虐的工作持續了三天。第四天清晨,當新一批賬本被扔進來時,我的手指停在了半空。
我嗅到了一絲極其危險、卻又無比熟悉的味道——
一種即將爆倉的味道。
我發現了一個致命的規律:奧馬爾的現金支出一直維持在相對平穩的水平線上,甚至略有增加,說明他支付給供貨商的錢一分不少。然而,他倉庫里的戰略物資,尤其是燃油和糧食的庫存曲線,卻以一個平滑但堅決的角度,持續不斷地向下滑行。
兩條曲線,正在構成一個教科書般的“死亡交叉”。
這意味著,有人在吸他的血。有一個巨大的、看不見的黑洞,正在瘋狂吞噬這支軍隊賴以生存的命脈。
根據我的測算,以當前消耗速度,最多再過二十天,基地的燃油儲備將跌破警戒線。一旦斷油,那些裝甲車、坦克、發電機,都將變成一堆廢鐵。最多三十五天后,糧食儲備將徹底耗盡。到那時,敵人甚至無需進攻——這支軍隊會因饑餓與癱瘓,從內部自行崩潰。
這個發現,讓我的后背瞬間被冷汗浸透。
我不是在審計賬目,我是在凝視一個深淵。
第一個念頭,是立刻向奧馬爾報告。這是我立功、甚至可能獲得自由的唯一機會。但第二個念頭,如冰水澆頭,讓我瞬間清醒。
我該如何報告?向誰報告?
我只是一個身份可疑的囚犯,一個被銬在鐵皮箱里的“賬房”。而負責整個后勤補給的,必然是奧馬爾身邊位高權重的核心人物。若我貿然指控此人貪腐或瀆職,下場恐怕不是領賞,而是被對方像捏死一只螞蟻般,悄無聲息地抹去。